邵海鹏

　　“农民工在重庆城镇的落户，使得工业园区可以全年12个月开工，农民工成为城市工人阶级，这形成了重庆非常有竞争力的撒手锏。”5月11日，在第二届中国国际农商高峰论坛上，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如是说。

　　黄奇帆说，每年春节是重庆工业园区招商引资的好时机，沿海的老板把订单转到重庆，这样重庆吸纳到的外地订单、企业投入总能增长20%~30%。

　　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城镇化也被决策层作为拉动内需增长的强大动力。

　　但30多年来，伴随城市化、工业化所形成的2亿多农民工，已经成为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独有的现象。要解决这个问题，就不得不进行户籍制度改革。“农民在城市打工5年、10年、20年还不让他成为城市居民，这是不对的。”黄奇帆说。

　　作为国家确定的城乡统筹综合配套改革的试验区，重庆进行了农民工户籍制度的改革。只要是在重庆城镇工作了3年以上，或者在重庆城镇有已经落户的亲属的农民工，都可以自愿办理重庆城镇户口。

　　黄奇帆说，办理了城镇户口的农民工就能享受到五个“一步到位”，即跟城市居民享受同样的养老、医疗、住房、教育、就业待遇。

　　这样一来，就不得不面对两个问题，一是，落户农民原先的三块地，承包地、林地和宅基地该如何解决；二是，农民工进城的社会综合成本。

　　对于前者，黄奇帆表示，对三块地的使用权也被视为财产权，政府建立流转制度，由农民自行支配。

　　对于后者，黄奇帆认为，农民工本身贡献的是人口红利，几十年来在城市工作的效益绝对可以将十多万的社会综合成本消化掉，并且这个成本只是其贡献的几分之一。

　　他进一步解释，农民工进城的成本，不到40%由招聘企业承担，1/3由政府承担，余下由农民工自身承担。此外，这些成本不是在一年中支出的，而是在其长期务工的过程中分期支付的。

　　黄奇帆介绍，目前在重庆有800多万农民工，其中400万在沿海打工，400万在重庆城里打工。多年来，已有360万人在城镇落户。其中，270多万是工人，80万~90万是其家属。总体而言，这些农民工是以工作为载体进城的。

　　黄奇帆认为，户籍制度的改革，一方面可以使得留在农村的农民拥有更多的耕地，形成生产的规模效应；另一方面可以摆脱城市发展的瓶颈，企业也自然避免因为春节前后劳动力不足而停产所导致的损失。